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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个民族详细介绍

56个民族详细介绍

阿昌族



人口为33936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阿昌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梁河等县,此外,也有少数分布在盈江、潞西、瑞丽及保山地区的龙陵和腾冲两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阿昌族人口数为33936。使用阿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分为梁河、陇川、潞西3个方言。无文字,习用汉文和傣文。历史上与景颇族、汉族、傣族、白族等关系密切。

据清王凤文《云龙记往》载,云龙“俄昌”人,自其首领早慨始传至元末,已有35代。早慨制定“铁印券”,规定酋长以长子继承,开始了世袭制。早慨以后十余世,“俄昌”人日益强盛,与金齿、僰国皆通商。约10世纪,受大理王段氏封诰。当时外来商人教会阿昌人民种田,农业逐步发展。元、明设云龙州,大量白族、汉族人民相继迁入,这里的“俄昌”人,部分西迁至腾冲一带,部分融合于白族、汉族中。

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腾冲一带,元以前即有“莪昌”人居住(《元史地理志·金齿宣抚司》),明正德《云南志》认为即唐代的“寻传”人。那时“寻传”人属南诏的镇西节度管辖,还过着“俗无丝纩”、“散漫山中无君长”的原始生活。“寻传”人在发展过程中至元明时期已逐渐分化为阿昌族和景颇族中的一部分。

明洪武十六年(1383)左纳率部归顺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敕赐汉人段保为云龙州掌印土知州,阿昌族降为被统治民族,并向西南迁至德宏境内,渐失本土。

阿昌族聚居的户腊撒,明初属麓川宣慰使司。15世纪中叶,明将王骥三征麓川后,属陇川宣抚司。王骥分封其属官赖罗义和况本为把总,分别掌管户撒、腊撤,成为世袭领主。阿昌族人民从驻守边疆的汉族屯兵那里学会了耕种水田、打制铁器的技术,促进了阿昌族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

清初承袭了明代的土司制度。吴三桂把户腊撤地区改为“勋庄”。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废“勋庄”,仍归原先赖、况两家承袭。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户腊撒地区归腾越州管辖。乾隆年间,南甸土司辖区的阿昌族,除了向傣族封建领主交纳贡税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沦为附近汉、傣地主的佃户。同时受封建领主、地主的双重剥削。民国时期,云南军阀在陇川、梁河等地建设治局,推行保甲制,但封建土司制度延至建国前夕,统治阿昌族达500余年之久。阿昌族每年除固定向土司交纳“三大款”(官租、大烟款、地基银子)外,各寨还负担专门的劳役。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阿昌族地区主要是封建领主经济,同时封建地主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普遍发生典当、抵押和买卖土地现象。不少阿昌族人民沦为附近汉、傣族地主的佃户。在阿昌族地区,农业、手工业较为发达,户腊撒烟草闻名于滇西,远销缅甸;“阿昌刀”为滇缅边境各民族所喜爱,是必备的生产工具。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刺绣、编织品等手工业品也都很有名。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在阿昌族聚居的陇川县户腊撤地区成立了阿昌族自治区(区级)。1953年、1954年,又先后在潞西县江东区高粳田乡,梁河县遮岛区的丙介乡和关璋乡建立了三个阿昌族民族乡。从1955年秋开始,在阿昌族地区开展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领主、地主的特权、杂派、高利贷等也一样废除。土地改革的胜利,使阿昌族人民彻底摆脱了封建枷锁,从而推动生产的发展。在阿昌族地区地方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如梁洞县开办了铁工、农具、榨油、肥皂、松香、染布等小型工厂;户猎撒地区也建立了铁工厂。人民政府还帮助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培养了一批阿昌族的医务人员,消灭了建国前猖獗的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的健康。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阿昌族有了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学龄儿童都有了上学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和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如梁河地区培育出了优良的水稻品种,户腊撤地区除大面积改造农田外,还开展了多种经营,刀具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到50种左右、120多个花色,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文化艺术

阿昌族的歌摇、故事、传说等口头文学十分丰富。民间流传着不少优美的传说,如长篇叙事史诗《遮帕麻和遮咪麻》;长篇叙事诗《曹扎》、《铁匠战龙王》;风俗故事《谷稷》、《亲堂姊妹》、《胯骨》;动物故事《麂子和豹子换工》、《老熊撕脸皮》等。这些诗歌、传说都十分朴实,生动感人。“对歌”是青年男女在业余时间十分喜爱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叫“相勒吉”,是男女青年在野外对唱的山歌,一般是融景生情,即兴作词,山、水、云、树等都可入歌;一种叫“相作”,是在夜深人静时,男女青年在林间幽会时,低声对唱的情歌,感情真切,常常一唱就是一个通宵;还有一种“相勒摩”,也是一种对唱的情歌,曲调幽雅亲切,歌词含义深刻,比喻生动。乐器有竹琴、洞箫、葫芦笙、三弦、象脚鼓、铜罗等。舞蹈以象脚鼓舞和猴舞最流行。民间体育也丰富多彩,如荡秋千、赛马、射击、舞阿昌刀和武术等。工艺美术有刺绣、髹漆、染织、雕刻、银器制作等,制作精细。尤其是雕刻具有较高的水平,在家具、建筑物、佛龛等上面,都可看见雕刻着的各种动、植物。此外,建筑、绘画等也都有一定的民族特色。

风俗习惯

阿昌族份苏阿昌族男子穿蓝、白色或黑色对襟上衣,下穿黑色裤子,也有穿左大襟上衣的。妇女服饰因地而稍有不同,每逢节日盛会都喜欢佩戴各种银饰。已婚妇女一般穿裙子,上穿窄长袖对襟衣,用青布包头;未婚妇女穿长裤,上身为浅色对襟衣、盘辫。食物以大米为主,还有薯类、蔬菜、肉类等,嗜酸性食品。过去青年男女有嚼槟榔的习惯,牙齿往往被染成黑色。住房多为砖瓦、木石结构的四合院建筑,正屋住人,两边厢房楼上堆粮食等生活资料,楼下是猪圈、牛栏。村寨内房屋较整齐。寨间交通要道一般都是石板或碎石路,往来方便。男子出门随身携带褙袋和长刀。男女都习惯肩挑货物,长途运输多用骡马。阿昌族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婚前恋爱自由,盛行“串姑娘”,但婚姻缔结由父母包办。过去一般是同姓不婚,但长期以来与汉、傣等族通婚的却较普遍。盛行夫兄弟婚的转房制度。寡妇可以改嫁,但不能带走夫家财产,其子女亦归夫家扶养。人死后一般行土葬,非正常死亡的必须火葬。

阿昌族人民性格开朗,又十分讲礼好客。他们待客礼仪中盛行使用茶坛,这是一种煮茶的土陶用具。到阿昌族家中去做客,主人会先拿出酒壶倒上一小盅酒为来客洗尘,随后又拿出茶坛,放上茶叶,倒上开水,放到炭火上煮一会,煮好之后倒进茶杯里,主客一道喝茶交谈。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户腊撒地区的阿昌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每年有定期的“进洼”、“出洼”;“烧白柴”等宗教节日和活动。梁河地区的阿昌族过去多信鬼神,每年春耕和秋收前要祭三次“土主”(地鬼),全寨人都要去田间洒鸡血、插鸡毛,以祈求鬼灵保护庄稼。此外,因受汉族影响,也崇拜祖先。

户腊撒的阿昌族,一年较大的几个节日,如赶摆、蹬窝罗,会街节、尝新节、泼水节、进洼、出洼等,都与邻近的傣族相同。此外还有火把节、换黄单、烧白柴、浇花水等节日活动。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白族

人口为1858063人。

民族概况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碧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宁等地和贵州毕节、四川凉山、湖南桑植县等地亦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白族人口数为1858063。使用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绝大部分居民操本族语言,通用汉语文。元明时曾使用过“焚文”(白文),即所谓“汉字白读”。

白族的先民,史称“滇焚”、“叟”、“爨氐”、“白蛮”、“白人”、“民家”等。纳西族称之为“那马”,傈僳族称之为“勒墨”。本族自称“焚子”、“焚儿子”、“白尼”、“白伙”,意为焚人或白人。早在新石器时代,洱海地区已有居民生息繁衍,过着半穴居生活。秦汉时期,洱海地区同内地关系日益密切,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向这里大批移入汉民,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这里。东汉时改属永昌郡管辖。唐朝在此设立姚州都督府。后建立了以彝、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又于907年,建立了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大理国”,并与宋朝以臣属关系相处。1253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在大理地区设置大理路和鹤庆路。明朝改为大理府、鹤庆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代继续延袭明代这一政策,但在边远山区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前,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在一部分山区尤其是高山地区,还保持着封建领主制、奴隶制以至原始公社残余。农业是白族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在封建地主经济地区,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60%~80%的土地,而人口占90 9/6以上的农民只有20%~40%的土地。70%以上的农户沦为贫雇农。地租剥削一般占收成的五、六成,多达七八成;高利贷、雇工剥削也很严重。商业资本比较发达,先后出现一些进口洋纱、洋货和出口石磺、黄丝、猪鬃、茶叶的商行。白族商业资本是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又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集中大量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白族主要聚居的大理中心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相同的方式,于1953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残存着封建领主制的沪水、六库等土司统治的白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完成民主改革。在碧江、福贡等人数不多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的白族地区,没有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运动来进行,而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1956年11月,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

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州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自治州首府下关市,由建国前的一个消费城市,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工业城市;全州建立了电力、机械、汽车修配、化工、造纸、纺织、皮革、制荣等工业部门。1990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达334531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3369万元,农业总产值191162万元;全州人均工农业总产值1111.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76元。全州各乡镇都通了汽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白族人民已经有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教授、作家、医生和各类科研人员。建国以前蔓延很广的血吸虫病,已基本得到防治。现在白族地区已出现了生产一年比一年好,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的繁荣景象。

文化艺术

白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祖国的文明作出贡献。苍洱新石器遗址中已发现沟渠的痕迹。而在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遗址中发现居民已从事饲养家畜和农耕的遗迹。春秋、战国时期,洱海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蜀汉时,洱海地区已发展到“土地有稻田畜牧”。唐代白族先民已能建筑苍山“高河”水利工程,灌田数万顷;修治高山梯田,创建了邓川罗时江分洪工程。南诏有自己的历法,明代白族学者周思濂所著《太和更漏中星表》以及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等,都是总结了古代天文和医学的代表作。

白族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建筑、雕刻、绘画艺术名扬古今中外。唐代建筑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高近六十米,分十六级,造作精巧,近似西安的小雁塔。剑川石宝山石窟,技术娴熟精巧,人像栩栩如生。它具有我国石窟造像的共同点又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在我国石刻艺术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元明以来修建的鸡足山寺院建筑群,斗拱重叠,屋角飞翘,门窗用透雕法刻出了一层层的人物花鸟,巧夺天工,经久不圮。它们都出于有名的“剑川木匠”之手。白族的漆器,艺术造诣很高,元明两代王朝政府所取的高艺漆工,大都从云南挑选;大理国的漆器传到明代,还一直被人视为珍贵的“宋剔”。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帝国主义盗走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是八九九年白族画家张顺、王奉宗的杰作。它将南诏建立的神话传说,用连续的短画形式精妙的描绘出来,生动优美,是我国珍贵的文物之一。一一七二年张盛温创作的“大理画卷”,被称为“南天瑰宝”。该画全长十丈,一百三十四开,以“护国人王经”为主题,画着六百二十八个面貌不一样的人像。笔法精致娴熟,工巧细腻,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珍品。

古代白族有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踏歌。民间流传的《创世纪》长诗,叙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追述了白族在原始社会“天下顶太平”、“不分贫和富”、“百姓肥胖胖”的没有阶级压迫剥削的平等生活。南诏白族诗人杨奇鲲的《途中》、杨义宗的《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等诗被称为“高手”佳作,收入《全唐诗》中。《望夫云》、《蛇骨塔》、《杀州官》、《钩日头》等文学作品,歌颂了古代白族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南诏有名的《狮子舞》,在唐朝时已传入中原,《南诏奉圣乐》在唐朝宫廷里被列为唐代音乐14部之一。《白族调》是流传甚广的“三七一五”(前三句七言,后一句五言)的格律诗。15世纪中叶,有些文人应用这一民歌形式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如杨黼的“词记山花碑”。白剧“吹吹腔”是在早期“大本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根据《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所载,南诏时已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庙、西洱河等记》的历史著作。大理国时期也有《白史》、《国史》,都已失传,仅《白史》片断散见于明代碑文中。元代白族史书《白古通》、《玄峰年运志》虽已失传,但都是明代云南地方史著作《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的蓝本。根据史籍考订洱海地区历史的,有明代白族学者杨士云的《郡大记》,该书为另一白族学者李元阳采入嘉靖《大理府志》,是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的底本。清代白族史学家王崧在总纂道光《云南通志》时,汇集了记载云南的书籍61种,编为《云南备征志》2l卷,取材广泛,体例谨严,是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风俗习惯

白族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儿子成婚后即行分居,父母一般从幼子居住。在地主阶级中,有少数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同宗同姓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婚姻一般由父母包办,要门当户对。有女无儿的可以招赘,无儿无女的也可以抱养同族弟兄的子女(过继)或养子。赘婿和养子要改名换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

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元代以后,因受汉族的影响而改为土葬。丧葬仪式一般比较隆重。

平坝地区白族人民主食稻米、小麦,山区的则以玉米、养子为主。白族人民喜吃酸、冷、辣等口味,善于腌制火腿、弓鱼、油鸡棕、猪肝酢等菜肴,又喜吃一种别具风味的“生肉”或“生皮”,即将猪肉烤成半生半熟,切成肉丝,佐以姜、蒜、醋等拌而食之。白族人民还喜喝烤茶。

白族服饰,各地略有不同。大理等中心地区男子头缠白色或蓝色的包头,身着白色对襟衣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大理一带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臂环扭丝银镯,指带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上衣右衽佩着银质的“三须”、“五须”;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头。

白族住屋形式,坝区多为“长三间”,衬以厨房、畜厩和有场院的茅草房,或“一正两耳”、“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瓦房,卧室、厨房、畜厩俱各分开。山区多为上楼下厩的草房、“闪片”房、篾笆房或“木垛房”,炊爨和睡觉的地方常连在一起。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白族崇拜相当于村社神的本主,信仰佛教。本主有的是自然神,有的是南诏、大理国的王子,有的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佛教约于唐代晚期盛行于洱海地区,最初传来的是“婆罗门”和瑜珈密宗,密宗僧人称“阿闺黎”,所以又名“阿阉黎(阿叱力)”教。元明以后,内地禅宗传到大理,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使洱海地区很早就有“古妙香国”的称号。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日和佳期。每年夏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大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最初它带有宗教活动色彩,后来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明清时期,川、藏及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新中国成立后,三月街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和民族体育文艺大会。“火把节”是另一盛大节日,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它是白族人民在秋收前预祝五谷丰登、人富兴旺的活动。这天晚上,每家门前都竖有火把一柱,村口有全村公共的大火把,上插红绿纸旗,书写一些吉祥语句。村民们则高举火把在田间游行一周,以表捕灭虫害。此外还有“绕三灵”、“耍海会”等节日活动。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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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族


人口为16505人。

民族概况

保安族主要聚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境内,少数散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和青海省的循化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保安族人口数为16505。聚居区的保安族使用保安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大多数人兼通汉语,通用汉文。“保安”系本族自称。旧时因信仰伊斯兰教和风俗习惯与当地回族略同,而被称为“保安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根据本族自愿,定名为保安族。

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在今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城的西山曾建立保安堡。“保安”是由地名演变为族名的。一般认为该族是元、明时期以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支蒙古族为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吸收了一部分回族、藏族、土族等而逐渐形成。也有人认为保安族是以四川、陕西等地迁至青海同仁一带的“回回”人为主发展而来。他们原以驻军垦牧形式住在同仁境内隆务河两岸。长期与当地东乡、撒拉、藏等族交往、通婚,而逐步形成发展为保安族。

明末清初,保安族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当时保安城内“番回”达百余家,城外有四屯,一干余户,由土干户统治。雍正七年(1729)土千户王喇夫违抗清朝,川陕总督岳钟琪派兵进剿,将保安堡原募“番兵”遣散,改设“把总”,改属西宁镇统辖。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隶属循化营,由兰州府管辖。同治初年,保安族因受当地喇嘛教隆务寺封建主欺压,被迫东迁。先在循化居住数年,后又转徙今甘肃积石山下大河家、刘集一带定居下来,他们居住的大墩、甘梅、高李等村庄,仍被习惯地称为“保安三庄”。从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一直处在地方军阀马安良、马步芳等统治下。1930年起,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将该地划为“两保”。

社会经济

保安族聚居区位于甘肃、青海交界的积石山下,北临黄河,气候温和,有丰美的水草。宜农宜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封建关系的束缚,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保安三庄”占总户数6.7%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部耕地的33%以上,并和当地回族官僚、地主共同霸占着大河家地区的大片林地和果园,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水利资源。贫苦农民仅有17%的耕地,而且大部是山根干旱地或贫瘠的河滩地。实物地租是地主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租率一般在50%以上。高利贷剥削名目繁多,其中被称为“驴打滚”的月利一般为一分。致使农民负债累累。此外,地主阶级还通过雇佣长工、无偿劳役、买卖丫环等形式进行剥削和压迫。由于这种沉重的封建压榨,保安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亩产不过百斤,人民的生活很苦,加上国民党政府和军阀的抓丁派款和苛捐杂税,致使许多人家破人亡。

保安族以农业生产为主,部分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他们的农业生产在东迁前已见诸记载,至清雍正初年,保安、撒拉地区,凡有成熟之地,久为恒产。东迁后学习汉、回等族生产技术,耕作采用豆、麦倒茬轮歇制,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等,开始大量种植小麦。1949年前,保安族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豆类、洋芋、荞麦、胡麦、大黄芥和小辣芦等。手工业以打刀为主,被称为“保安刀”,约有100多年的历史。保安刀的生产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制作技艺高超,锋利耐用,精致美观。著名的“双刀”和“双垒刀”的刀把,多用黄铜或红铜、牛骨垒叠而成,图案清雅美丽,享有“十样景”的赞语,誉满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安族获得了民族平等和自治权利。1952年在聚居地区大河家、刘集成立保安族民族乡,1981年9月30日建立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在自治机关中,保安族领导干部占有相当比例,历届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保安族的代表。经过社会改革,废除了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40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今的大河家、刘集一带,水利事业逐年发展,水浇田由建国初期的数百亩发展到七千多亩;兴办了一批乡、队企业,“保安刀”的产量迅速增长;沿山坡栽种了大片榆、柳以及花椒、水果、核桃等经济果木;建立了医院、供销社、邮电所;过去只有一所小学,现在中小学在校生超过建国前16倍以上。队办小型电站,为各族人民造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农村集市贸易活跃,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文化艺术

在长期发展中,保安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民间故事、诗歌、谚语等,内容以叙述民族历史传说、青年男女纯朴爱情的居多。保安族能歌善舞。绝大多数人能唱民歌“保安花儿”。这种民歌独具一格,分“保安令”、“脚户令”、“六六三”等曲调,即兴编词入唱,优美动听。舞蹈吸收了藏族舞的某些特点,动作节奏鲜明、欢快豪放。男子喜欢奏丝竹乐。造型艺术较丰富,妇女擅长剪纸,家庭木制用具、器皿及保安刀把上刻有十分别致的花纹或绘有色彩绚丽的图画。

风俗习惯

保安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明显地受到伊斯兰教教规的约束。同时,由于历史上与邻近民族长期杂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族文化,特别是回、汉民族的影响。

保安族的家庭,过去多为为家长制的大家庭。现在,已完全被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所取代。家庭中父母为绝对权威,对子女婚姻实行父母包办。解放前,保安族不与非伊斯兰民族通婚,而且不同教派之间通婚情况也罕见。习惯早婚。还要取得教主的许可。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男方从说婚到结婚,至少要送两次彩礼,礼金很重。第一次说亲时,称“定茶”;第二次在举行婚礼前,称为“干礼”。结婚选在“主麻日”。新娘过门后,三天不吃夫家饭菜,而是由娘家送来。

保安族的的饮食多以小麦、青稞和玉米为主,一般做成馒头、面条、油香、馓子等;肉食只吃羊、牛肉,忌食血和猪、马、驴等非反刍动物的肉和血以及凶禽猛兽。

保安族服饰有特殊的地方。男子喜戴号帽(白布圆小帽),穿白衫,套青布坎肩。在节日时戴小礼帽,穿翻领大襟藏式长袍,束腰带,系腰刀,足登长筒马靴。妇女多喜穿紫红、绿色等色彩鲜艳的灯芯绒衣裤。现在,也有许多妇女仿效汉族妇女,头上系各色纱巾。

保安族人民以村落聚居,住房多为土木结构的低矮平房,房院相互连结,坐落有序,颇具特色。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保安族人民长期以来信仰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内部也有老教、新教之分。至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保安族地区,尚无定论,据文献记载,在明初保安人中就已有伊斯兰教徒。但在保安地区普遍接受伊斯兰教,是在清康熙年间。在老教下分若干支派,两个主要的支派(门宦):崖头门宦和高赵家门宦。这种门宦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宗教封建特权制度。伊斯兰教在保安地区传播,特别是伊斯兰教各门宦通过政治和宗法手段对族内控制,宗教不仅对保安族人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生活,而且对保安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作用和影响。

保安族的节日活动,除春节等少数民几个节日外,几乎全部节日都属于伊斯兰教的宗教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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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族


人口为91882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布朗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景洪和临沧地区的双江、永德、云县、耿马及思茅地区澜沧、墨江等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布朗族人口数为91882。使用布朗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分布朗与阿尔佤两个方言。部分人会讲傣语、佤语或汉语。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部分人会汉文、傣文。

布朗族部分自称“布朗”、“帮”,部分自称“阿瓦”、“阿尔瓦”、“伊瓦”、“佤”和“翁拱”等。汉族或傣族称之为“濮满”、“蒲满”、“孟”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永昌一带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区,部族众多,分布很广,很早就活动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各地。“濮人”中的一支很可能就是现今布朗族的先民。自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辖惜唐(保山)、不韦(保山以南)等县,濮人活动的地区就纳入了西汉王朝的郡县范围。在西晋时,永昌濮人中的一部分向南迁移到镇康、凤庆、临仓一带。隋唐以后,文献记载有所谓“濮人”、“扑子”、“朴子”、“扑”、“蒲满”、“蒲人”等名称,其分布更为广阔,唐宋时期,“扑人”受南诏、大理政权统治;明朝设顺宁府,以蒲人头人充任土知府。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

社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布朗族地区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大体可分为两类地区:西双版纳勐海布朗山、西定和巴达一带保留着不同程度的原始公社残余;临沧和思茅地区受汉族和其他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民族的影响,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西双版纳布朗族村寨多数具有农村公社的特点,由几个至十余个不同血缘的家族组成。生产工具、房屋、牲畜等属个体家庭所有,土地所有制不同程度地保留家族公有、村社公有和私人占有3种类型。少数村寨保留有家族公社的特点。家族公社由同出于一个祖先(布朗语叫“戛滚”,即“氏族或氏族集团”的若干小家庭组成。在家族范围内的土地、森林、牧地均属“戛滚”全体成员公有。每年春播前由家族长主持按户分配一次土地,收获分别归各户所有。这类土地无论家庭或个人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离村寨较远的社有土地,由村社直接管理,凡村社成员均可自由耕种。近代以来,在家族公有和村社公有的土地内,已出现了土地私有制,个别村寨的耕地、宅地、茶园等通过买卖或变相掠夺等形式,转变为头人、富裕户所有。村社内的头人,一般是选举产生;村寨以上的头人“叭”则由傣族土司委封,定期为傣族领主收缴税贡,摊派劳役等。此地区的布朗族生产水平很低。在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临仓地区和思茅地区,地主富农通过高利贷、典当、买卖、抵押和凭借政治特权,残酷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并与当地的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横征暴敛,拉丁派款,更加深了布朗族人民的苦难。布朗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旱稻、玉米和豆类,还比较普遍地植茶、种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布朗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和政府从布朗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对布朗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1953年春完成了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于1956年秋采取和平方式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还保留原始公社残余的地区,则通过帮助大力发展生产,开展互助合作,逐步消灭落后制度的残余。在党和兄弟民族的帮助下,他们逐步开垦水田,兴修水利,变刀耕火种为精耕细作,变垦新弃旧为固定轮作,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勐海布朗山一带的茶叶产量大幅度增长,成为中国出口“普洱茶”的主要基地之一。布朗族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各地区都建立了民族贸易公司,有的村寨建立了购销店,商品销售总值逐年增长。布朗族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普遍建立了小学,设立了卫生所、医疗组,过去流行的痢疾、疟疾等病基本得到了控制,群众的健康状况大为改善。

文化艺术

布朗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采,民间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诗和抒情叙事诗,题材广泛。歌舞颇受傣族歌舞影响,跳舞时伴以象脚鼓、钹和小三弦等乐器。布朗山一带的布朗人擅长跳“刀舞”,舞姿矫健有力。少男少女爱跳“圆圈舞”。墨江布朗族逢年过节或婚娶佳期,盛行“跳歌”。

风俗习惯

布朗族的服饰,各地大同小异。男子穿对襟无领短衣和黑色宽大长裤,用黑布或白布包头。妇女的服饰与傣族相似,上着紧身无领短衣,下穿红、绿纹或黑色筒裙,头挽发髻并缠大包头。景东布朗族妇女的着装已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过去布朗族男子有纹身的习俗,四肢、胸、腹皆刺染各种花纹。布朗族人民主食大米,辅以玉米和豆类。饮食喜酸辣,并嗜好烟酒。妇女有嚼槟榔的习惯,并以牙齿被染成黑色为美。布朗族的住房建筑为干栏式竹楼,分上下两层,楼下关牲畜,楼上住人。

布朗族的婚姻实行氏族外婚和一夫一妻制,纯情的少男少女恋爱和婚姻都比较自由,但也有受到父母干涉的现象。布朗族的丧葬习俗各地基本相同。人死后,请佛爷或巫师念经驱鬼,三日内出殡。一般村寨都有公共墓地,并以家族或姓氏划分开来。通行土葬,但凶死者,有的地方行火葬。

宗教信仰

布朗族大部分人过去信仰小乘佛教,崇拜祖先。行“开门节”、“关门节”、“赕佛”、“堆沙”等活动。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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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不畏人生有蹂躏,只要苦的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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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


人口为2971460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布依族主要聚居于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市和贵阳市,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地区、遵义市、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及云南的罗平、四川的宁南、会理等地也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布依族人口数为2971460。使用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关系。壮语北部方言和望漠、册亨、独山、安龙、兴义等县的布依语基本相同。布依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文字,一直用汉文,建国以后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方案。

布依族的先民,一般被认为是由“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布依族自称“布依”、“布雅伊”、“布仲”、“布饶”、“布曼”,这可能是古代“僚”、“蛮”、“仲家”、“蛮僚”、“俚僚”、“夷僚”称谓的来源。从民族语言、古称、自称及地理分布考察,布依族与壮族有同源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族都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五代以后,布依族称“仲家”、宋代壮族称为“僮”。“仲”与“僮”仍然是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经济文化生活及风俗习惯产生了差异,便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也有人认为布依族是由“百濮”的一支发展而来;还有人认为战国晚期到西汉的“夜郎”国与今日的布依族有渊源关系,因为夜郎辖地的中心地带在今盘江(古称豚水)流域,而盘江地区历来是布依族的聚居区。

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文物,如青铜犁、锄和铁制锄、锸、铲等适用于稻田耕作的农具及稻田模型,与《史记》所记夜郎之民“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情形互相印证,说明布依族是一个古老的种植水稻的农业民族。汉王朝对古夜郎的开拓和封建郡县制度的确立,历魏、晋、南北朝,大姓势力日益强大,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封建领主经济逐步形成。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五代时,增设了“八蕃”土司。宋朝继续推行“羁縻政策”,分别授予当地首领以刺史、司阶、司戈、将军等职衔,分别划归四川路、湖南路和广南西路节制。元代置罗甸宣慰司(安顺地区属其地)、顺元路军民安抚司(贵阳地区)、都匀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于矢部万户所(兴义地区)及泗城州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等。

明朝和清朝初期,土司制度更加完备,土司和土官占有领地内全部田土,将属民世世代代束缚领地上(但不能任意杀戮和买卖属民)。土官对属民实行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剥削,同时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其名目达十余种之多。与此同时,明廷还在布依族地区推行“卫所屯田制度”,置营田使,经管“军屯”和“民屯”,后来,这些地区首先转化为封建地主经济。从明末到清初,随着布依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境内的属民也日益发生两极分化,人口大量增加,开始出现了租佃和买卖田土的现象。土司和土官不得不承认领地内这种已经存在的田土买卖和租佃的合法性,并同意和褒奖开荒垦殖(新垦殖的田土也可买卖),以维持属民的生计。随着田土买卖的发展,有的土目、头人也日益贫困,将私田和粮田转售于汉人。布依族地区部分富裕的土官、把事及少数占有较多田地的属民,还有汉族地主和高利贷者形成了新的地主阶级,实物地租也逐步取代劳役地租。雍正五年(1727),清王朝采取的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客观上确立和发展了布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加速了领主经济的崩溃,土司制度也随之消亡。

社会经济

秦、汉时代,布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已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相当发达,但比中原地区落后。随着秦汉封建势力的伸入,客观上促进了布依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随之逐步确立。以后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一直统治着布依族地区。大约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布依族的社会生产力又有了新的发展,农具中锄头的重量和长度都普遍增加了,锄口也由过去的贴钢改进为夹钢。从前用棍棒脱粒,这时学会了使用挞斗打谷,效率大大提高。罗甸、安龙和平塘等地还使用了水碾。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随之产生了地主经济。地主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越来越加重。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侵入黔南,促成了布依族地区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布依族人民更加陷入苦难的深渊。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布依族人民的处境更为悲惨,政治上根本没有地位,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黔南布依族地区,各族人民惨遭蹂躏和杀害。1945年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布依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对布依族采取强制同化政策,不承认布依族为一个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布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产生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根源。随之又完成了城镇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布依族地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1956年8月成立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82年5月1日成立了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1963年9月成立了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66年2月成立了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1982年2月成立了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今日布依族地区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国前,布依族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建国以后,建起了钢铁、煤炭、电力、机器制造、化工、纺织、建材、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皮革、食糖、酿酒、食品加工、卷烟、造纸、印刷、电子等工业,工业总产值迅速上升,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发展到数万。富有民族特点的布依族蜡染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国后建立了安顺市蜡染厂,产品驰名中外,畅销日本、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农业产量连年递增,水利设施、水电站的建设和农业机械在迅速发展。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产量大增,农林牧副渔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县区乡之间有公路连接,黔桂、滇黔、川黔、湘黔铁路干线通过布依族地区,贵阳市还有四通八达的航空线,改变了布依族地区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小学基本普及,县和部分区有了中学,还办起了中专、技工学校、师范学校和师范专科学校。建国前,常年流行天花、霍乱、疟疾、痢疾等传染病。广大人民缺医少药,遇上了传染病,更是家破人亡。建国后,党和政府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帮助布依族人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布依族地区初步形成了医疗保健网,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文化艺术

千百年来,布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有民歌、故事、神话、寓言、谚语、歇后语和谜语等。以民歌最具特色,种类有古歌、叙事歌、情歌、酒歌和劳动歌等;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和重唱;曲调分“大调”、“小调”两种。“大调”用于婚丧等隆重的场合,音调高昂大方,引人入胜。“小调”则在月夜或“赶表”谈情说爱的时候唱,音调柔和、婉转、活泼动听。戏曲以地戏和花灯著称,情节生动、优美。常见的舞蹈有织布舞、狮子舞等,动作协调,矫健轻捷。乐器有唢呐、月琴、姊妹箫、锣、铜鼓等。铜鼓是历来受珍视的传统乐器,遇隆重节庆方能敲击,在丧葬和祭祀中须由鬼师敲击。工艺美术以蜡染素负盛名,色调纯朴,图案美观。编织品如荔波竹席和平塘斗笠,驰誉四方。

风俗习惯

布依族的服饰特色是洁净淡雅和庄重大方。男子穿对襟短衣或长衫,包蓝色或白底蓝方格头巾。妇女大多穿右大襟上衣和长裤,或套镶花边短褂,或系花围腰,也有着大襟大领短袄,并配蜡染百褶长裙的。节日里还佩戴各种银质首饰。布依族村寨多依山傍水或建于河谷平坝上。富有地区特点的“干栏”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圈牲畜和存放柴草。

布依族的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近亲不婚,但流行“姑舅表婚”。建国前,布依族地区还盛行“赶表”习俗。未婚男女可以利用节日、赶场或外出劳动的机会,聚集在一起对歌,女的看中男的就把自己事先精心绣好的绣球,抛给对方,如男的同意,即相约到会场不远的地方,对唱山歌,倾吐爱情。但在封建制度下,情人们很难结成终身伴侣,建国前缔结婚姻须门当户对,重彩礼。父母包办的早婚称“背带亲”。布依族有些地区还盛行“转房”的婚姻制度。流行“不落夫家”。或称“座家”的习俗。布依族的葬礼在近代实行棺葬,须请巫师开路,有砍牛办斋超度死者的,谓之“打嘎”。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建国前,普遍信仰鬼神,崇拜祖先。也有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

节日除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外,还有“四月八”、“六月六”。“四月八”又称“牛王节”,须蒸糯米祭祖和给牛吃,并让牛休耕一天。“六月六”是布依族的隆重节日,仅次于春节,布依语称“更将”。人们赋予它各种神话传说,有的地区相传为纪念布依族起义领袖的节日。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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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


人口为1923842人。

民族概况

朝鲜族主要分布在黑、吉、辽三省。其余则散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济南、西安、武汉等内地大中城市。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多数居民使用朝鲜语和朝鲜文。杂居地区的朝鲜族通用汉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朝鲜族人口数为1923842。

中国朝鲜族的先民,是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3省的朝鲜人。他们定居下来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有一部分中国朝鲜族的祖先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定居在东北境内。如辽宁省盖县朴家沟村姓朴的朝鲜族,在当地定居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从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有较多的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特别是1869年朝鲜北部遭受大灾椎,一些苦难的朝鲜农民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来到中国,在两江沿岸一带开垦,同汉、满等族人民杂居共处。但此时迁入人数还不很多,大多数春来秋去,居住尚不稳定。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侵略的加剧,大批居民为寻找生路,不顾清政府禁令,纷纷徙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定居下来,据统计,1870年在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清光绪七年(1881)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3.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江沿岸一带也移入为数不少的朝鲜族农户。

19世纪50~60年代,清政府对入境的朝鲜农民尚采取封禁政策。后来改行招民开垦政策.1881年在吉林设置荒务局,在南岗(珲春)、延吉、东沟等地设置招垦局,招募移民,凡应募移入者,均为中国臣民。1885年清政府将图们江北岸长约700里、宽约50里的地区划为朝鲜族农民专垦区,更便于朝鲜农民大批移入东北地区定居。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不堪忍受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朝鲜人民和部分爱国人士,更是大批移入中国东北各地,到1918年已达36万多人。

朝鲜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0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朝鲜聚居区以后,朝鲜族人民便开始了抗日活动,从自发的到有组织抗日活动层出不穷。1927年10月,在朝鲜地区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汉联合抗日游击队在各地建立起来。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中朝鲜族占绝大多数,第一、七军中朝鲜族战士也约占半数。1938年秋,有8名汉族、朝鲜族女游击队员在强大敌人面前,射完最后一颗子弹,砸碎武器,纵身跳入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光荣牺牲,谱写了著名的“八女投江”的悲壮抗日诗篇。数以万计的朝鲜族战士在抗日战场上捐躯。在解放战争时期,仅延边参军的朝鲜族就达5万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批朝鲜族青壮年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邻国同胞并肩战斗,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社会经济

朝鲜族聚居的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我国主要林区之一。在长白山下,朝鲜族人民开拓了这块富饶的疆土。朝鲜族在东北边疆开发荒地初期,粮食缺乏,以野果、野菜充饥;住的是极简陋的茅草屋;用的是木犁,没有耕畜便靠人力垦拓。到1881年在延边地区先后垦拓的土地达5300多公顷。1884年在朝鲜族专垦地区开垦的土地已达12000多公顷。长期以来,他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部分人从事林、副业。19世纪70年代,他们在吉林省通化县大甸子等地,试种水稻获得成功,后相继在临江、怀仁、兴京、柳河、海龙等地和延边部分地区扩种。1906年朝鲜族农民在和龙县勇智乡大教洞开掘渠道,引水灌溉,使稻谷产量提高,从此延边地区的稻田面积逐年增加,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水稻产区。用此地水稻加工的米白而油性大,营养丰富,与京津的“小站稻”齐名于世。但少数持有特殊权势的满族、汉族“占山户”用各种手段强占农民用血汗开拓的大片土地,使农民变成自己的佃户或雇工。同时,在朝鲜族中也分化出极少数地主。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朝鲜族地区处在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并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租佃关系有“活租”和“定租”两种。“活租”租率达50%。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超经济剥削。民国时,仅延边地区地方官府征收的税目就有30种以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朝鲜族地区先后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1946年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朝鲜族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952年9月3日成立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8年成立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杂居在各地的朝鲜族也先后建立了几十个民族乡。

为了充分利用朝鲜族聚居区的地上地下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延边州已拥有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纺织、橡胶、化肥、造纸、印刷、食品、陶瓷、制药等工矿企业,工业体系初具规模,成为我国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基地之一。工业总产值逐年增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全面发展,延边是中国北方的水稻之乡,其品种优良,气候条件好,他们积极引进科学技术.使水稻连年增产。水果品种齐全,以闻名全国的苹果梨为大宗。烤烟产量也很可观,是我国的主要烤烟产区之一。人参、鹿茸也是该地区传统产品,久负盛名。延边自治州内有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县县通火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延边在对外开放方面得地势之利。珲春经济特区已经国务院批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劲之势。

文化艺术

朝鲜族人民具有悠久而优美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尤其是能歌善舞,节日或劳动之余,都喜欢用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家庭中遇有喜事,便高歌欢舞,形成有趣的“家庭歌舞晚会”。伽椰琴弹唱、顶水舞、扇子舞、长鼓舞、农乐舞等都是受人喜爱的传统歌舞节目。朝鲜族舞蹈优美典雅,其舞姿或柔婉袅娜,如仙鹤展翅,如柳枝拂水;或刚劲跌岩,活泼潇洒,反映了明朗激昂与细腻委婉、含蓄深沉的民族性格。朝鲜族歌曲具有旋律流畅、婉转、明朗的特点。著名的歌曲有大合唱《长白之歌》、独唱《闺女之歌》等,著名的民歌有《桔梗谣》、《阿里朗》、《诺多尔江边》等,人人会唱。

朝鲜族的体育活动也有特点。摔跤是他们的古老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踢足球更是男子普遍爱好的体育活动,从乡到村一般都有自己的足球队,一般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即组织踢足球。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女子足球队。每逢节、假日,常举办以足球为中心的多种体育比赛。由于足球运动普及,延边已成为全国闻名的“足球之乡”。荡秋千和跳板是妇女最喜爱的娱乐和体育活动。

朝鲜族人民特别重视教育,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兴办了不少学校。有“宁肯啃树皮,也要让儿女上学”的好传统。解放后,各地纷纷建立“家长会”、“董事会”等民间办学组织,自筹资金、材料,办起了几百所中小学。早在1949年在延吉就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少数民族综合大学——延边大学。后来陆续创办了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延边教育学校等高等院校和延边艺术学校等十几所中等专业学校和1000多所中小学校。各级教育网已经形成。各类院校已造就出的一代代朝鲜族的高、中级知识分子,遍布中央、省和朝鲜族地区的各条战线。在延边地区还建立了各种成人教育学校。农业、林业、文、史、教育等各种科研团体,为延边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朝鲜族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制。按照传统习惯,近亲、同宗、同姓不婚。“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种普遍习俗。父子关系是一切人伦关系的基础。讲求父慈子孝,长子赡养父母。社会上老人受到尊重,人们非常鄙弃不孝不敬的人和行为。多数地区居民实行土葬,散居在城镇的则实行火葬。

朝鲜族比较喜爱素白服装。妇女服装为短衣长裙,叫“则高利”和“契玛”。男子服装为短上衣,外加坎肩,裤腿宽大。外出时多穿斜襟以布带打结的长袍,现在改穿制服或西服。

朝鲜族的主要食粮一般是大米、小米,京渍(即辣泡菜)是不可缺少的菜。喜爱吃打糕、冷面、大酱汤、辣椒和狗肉。现在不少人学习汉族烹饪技术。

朝鲜族的村落,多位于山坡下的平地上。村内房屋的建筑面向东南、南和西南。有瓦房与草房,房墙外多刷白色。房内一般分寝室、客室、厨房和仓库等。室内有平炕,进屋脱鞋,席炕而坐。近年来家庭中的陈设日渐讲究。朝鲜族人民非常讲究礼节,注重卫生,尤忌随地吐痰。房子、餐具、衣被等都很整洁。

朝鲜族的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清明上坟添土,中秋除草,并进行祭祀,以示对故人的哀思。此外还有3个家庭节日,即:婴儿诞生一周年,“回甲节”(60大寿),“回婚节”(结婚60周年纪念日)。每逢后两个喜庆日,子女、亲友、邻居都向老人祝寿、祝福。

朝鲜族信仰宗教的人较少。信教者有的信佛教,有的信基督教或天主教。佛教在朝鲜族中有悠久的历史,佛教的某些礼仪和习俗早已渗透于朝鲜族人民生活之中,成为民族风俗。但是,现在佛教在朝鲜族中影响不多。近年来,因为受到韩国的影响,在我国朝鲜族中,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但朝鲜族没有全民性的统一宗教。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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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


人口为132394人。

民族概况

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布特哈旗、阿荣旗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区、梅里斯区、富拉尔基区、龙江县、富裕县、嫩江县、爱辉县;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达斡尔族人口数为132394。使用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无本民族文字,主要使用汉文,少数人兼用满文、蒙古文和哈萨克文。

上述达斡尔族分布区域是17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在此以前,达斡尔人分布于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内吉雅河)河谷与东起牛满江(今俄罗斯境内布列亚河),西至石勒喀河的黑龙江北岸河谷地带。17世纪中叶由于沙俄殖民者入侵黑龙江流域,江北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人民受到野蛮的掠夺与屠杀,被迫内迁。达斡尔族最初多数迁至嫩江流域,后来,由于清政府征调该族青壮年驻防东北及西北边境城镇,才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徙居呼伦贝尔、爱辉,以至远徙新疆塔城。

关于达斡尔族的来源,学术界尚无定说。主要分歧意见可分为土著说与契丹遗裔说。持土著说者认为,达斡尔人最初分布的黑龙江及精奇里江河谷,隋、唐时是室韦各部的分布地,当时已有一些部落向中原王朝通贡。以后辽、金、元各代都在这些地区行使管辖权,明代曾于达斡尔族在江北的旧居地带建立托木河、卜鲁丹河等卫所,故达斡尔族应是黑龙江以北土著民族的后裔,与隋、唐时室韦某些部落有很深的渊源。另一些人还根据达斡尔族关于其祖先曾建“黑水国”的传说,认为其族源和隋、唐黑水部某些部落有关。持契丹遗裔说者主要是根据语言、历史传说及某些习俗与辽代契丹人有相同的特点,认为达斡尔族的祖先是契丹人的一支,于金灭辽时北迁至黑龙江以北,发展为达斡尔族。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次年即征服黑龙江中游萨哈连部,取其11寨,以后相继征服自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以东全部外兴安岭以南地区,原属明朝奴儿干都司各卫所全改属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当时达斡尔或以地区被称为萨哈连(满语对黑龙江的称呼),或以贡物特点称为萨哈尔察(满语译音意为黑貂)部,或与鄂温克等泛称为索伦部。至康熙仞年,才出现“打虎儿”的译名,以后又常译为“达胡尔”、“达虎里”、“达呼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定名为达斡尔。达斡尔意即“长宫”、“原来长座位置”、契丹人对先人建立的“辽国”和“长国”的宫廷生活时常怀念。所以,自称“达斡尔”或“达古尔”。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山海关后,无力顾及入侵的沙俄殖民者,达斡尔与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人民陆续从江北内迁。清廷把迁至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居民编为杜博浅、莫尔丁、讷莫尔3个“扎兰”(队),由理藩院管辖。雍正九年(1731),清廷又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按姓氏为布特哈八旗,设副都统衔总管管辖,其中达斡尔原来的3个“扎兰”,分别编为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为便于统治达斡尔族人民,清朝统治者任命该族一些上层人物为佐领,其中少数还擢升为将军、都统、办事大臣等,逐渐使他们形成为本族内部的统治阶级。清末废布特哈总管,管辖制度稍有改革。达斡尔族人民素以勇敢善战著称。17世纪中叶,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龙江流域时,达斡尔族人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受到清廷的赞赏。清朝统治者在200多年间,多次征调达斡尔人民戍边,远达新疆,使该族人口和生产发展受到影响。八旗的建立,加速了达斡尔族社会逐步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物资上的交流,密切了达斡尔族同汉族、满族人民的联系。

社会经济

17世纪以前,达斡尔族在黑龙江北岸时,已结成村落,聚族而居,有雅克萨、多金、铎阵、阿萨金、兀库尔、吴鲁苏穆丹等坚固设防的木城,是当地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从嘲龙江北部南迁后,达斡尔族人民开拓嫩江流域的土地,为开发祖国东北边疆作出了贡献。。他似纛用4牛牵引的木架铁铧犁(达木嘎)耕地,种植燕麦、大麦、荞麦、稷子、谷子、黑豆等大田作物和饕苏子、胡麻等油料作物,在宅旁园田种植白菜、萝卜和瓜果。达斡尔族人民栽培的黄烟,名硝关j东烟”之首。1914年丈量土地,移民垦荒,大批汉族农民迁入达斡尔族地区。在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商品市场的刺激下,达斡尔族农业迅速发展。渔猎业是达斡尔族传统的生产活动.他们生产的貂、狐、猞狸、灰鼠等细毛皮张和鹿茸、麝香等贵重药材,畅销国内市场,尤其是所声‘紫貂闻名中外。清代,达斡尔族成年男子岁贡貂皮一张,故兴安岭南麓由达斡尔、鄂温克人组成的八旗称作布特哈八旗,意为渔猎八旗。达斡尔人熟悉许多种鱼的习性,捕鱼方法多,凿冰为洞,用网或钩捕鱼,尤具特色。他们还善于饲养牲畜,居住于呼伦贝尔地区的达斡尔人向以牧业为主,定居放牧。他们善制木质大轮车,轮高轻便,亦称“糯车”,便于在山谷沟壑和沼泽地里穿行,畅销呼伦贝尔牧区和附近汉族农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达斡尔族中阶级分化不断加深,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大批农民贫困破产,以出卖劳动力为生。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达斡尔族同东北各族人民一道获得解放。

至20世纪初,达斡尔族中还保留着氏族组织残余。他们分敖拉、鄂嫩、孟尔登、郭贝勒、讷迪、沃热、吴然、乌力斯、德都勒、索多尔、金奇里、苏都尔、阿尔丹、胡尔拉斯、何音、毕力扬、陶木、何斯尔、鄂尔特、卜克图20个哈拉(即氏族)。上述各种哈拉分别汉译为敖、鄂、孟、莫、郭、讷、沃、吴、德、索、金、苏、安、胡、康、何、扬、陶、于、杜、卜、乔、单、张、王、李、赵、陈、刘、梁、白、徐、田等姓。每个哈拉分化为若干莫昆(即新氏族)。莫昆有共同的族谱,每隔数年,全莫昆的成年男子即集会缮修族谱。他们选举年高望重者为莫昆达,管理莫昆事务,其内部重大事件需由莫昆会议议决处理。莫昆有育林山、柳条林、草场等公共土地。每年春秋季聚族众祭敖包,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牲畜兴旺,并举行赛马、射箭、摔跤、赛曲棍球等体育活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莫昆达逐渐成为氏族贵族,氏族民主制度不复存在,莫昆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

达斡尔族于1945年解放后,1947年在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在牧区实行牧场公有,放牧自由。从1952年开始,先后在达斡尔族聚居区建立卧牛吐(齐齐哈尔市郊)、瓜尔本设尔(新疆塔城县)等7个达斡尔民族乡。1958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一步实现了达斡尔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达斡尔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达斡尔族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机械、农业用电,以及机修、榨油、化肥等小型工业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很快。40多年来,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自治旗已创办50多所中学,数百名青年上了大学,已培养出一批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建立了100多个医疗卫生单位,过去发病率很高的“克山病”得到根治,疾病丛生、瘟疫蔓延的灾难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代之以人丁兴旺、共同繁荣的新景象。

文化艺术

达斡尔是农业民族,其农业文化起自唐末,并且是逐步向汉族学习,接受汉族农业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从此开始了定居生活,创造本民族的农业文明。表现在语言方面的特点是:词汇中细腻地反映了谷物、蔬菜、野兽、野禽、家畜、家禽、鱼类、树种名称。从细腻的味觉名称可以看出,达斡尔人在饮食上的丰富多彩。表现在文字方面的特点是:远在辽国时就创制过契丹大小字,后因使用面窄而失传。达斡尔人并没有因文字失传而停止对文化的追求,他们致力于学习满文、汉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在清代,就设有满文学堂。同时,从本世纪初起,就努力于创制文字的活动,这种努力,今天还在继续。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特点是:既反映农业生活,又反映牧猎渔业生活,还保留萨满教的祷词歌词。表现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特点是:崇高勤劳智慧,齐心协力、崇尚不平则鸣,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表现在价值观念方面的特点是:做保家卫国的英雄有价值,好好劳动,维持一家老小生计有价值。

达斡尔族在其先人——契丹时代,其科学技术就很有发展,主要表现在物候、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据《辽代史话》记载:“阿拉伯的古算书中所谓‘契丹算法,这个算法,很快传入欧洲11世纪初期,意大利人斐波拿类所写的书里,就有了“契丹算法”。“他们能辨认某种植物的花、茎、果实或块根是否有毒,能不能供人畜食用,他也熟习各种野兽的习性。”在医学领域,出现了能铖治膏盲里面游血的知名医生迭里特(阿保机族弟),查形色即知病源的医道出色的耶律故鲁,并继承了温泉疗法,广用动物药材,推广内服麻醉剂“鬼代丹”。他们那时启用的牙刷,比欧洲牙刷史早六百多年,在防病治病上,达斡尔人早已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祖国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达斡尔族民间文艺丰富多采。已搜集的用满文拼写的达斡尔语手抄本中,有清代达斡尔文人阿拉布丹的《蝴蝶花的荷包》、《四季歌》、《戒酒歌》等数十篇优秀作品。叙事诗“鸟春”、“民歌”扎恩达勒”和民间歌舞“鲁日格勒”(亦称“哈库麦”),真实反映了达斡尔族的生产和生活,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世代相传的民间美术、剪纸、刺绣、玩具等,是妇女们的手工艺品。达斡尔族传统的曲棍球运动,近年来获得很大发展,该族曲棍球队员成为国家队主力之一,该族所在地区享有“曲棍球之乡”的声誉

生活习俗

达斡尔族实行一夫一妻婚制,恪守氏族外婚制原则。结婚分订婚、送彩礼、迎亲等步骤。死者土葬于氏族或家族墓地,长者葬礼隆重,族众和娘亲参加吊唁和祭奠。

达斡尔族的村庄具有独特风格,多依山傍水,院落整齐。高大的“介”字形草房都朝南。内壁和天棚多有装饰,房外围着用红柳条编织的各种花样的篱笆。

达斡尔族主食为加牛奶的稷子米饭和荞麦面、饼等,肉食的制作以晒肉f和煮烤肉为主。男子夏穿布衣,外加长袍,用白布包头,戴草帽,足踏“奇卡米”(皮靴);妇女穿长袍,以蓝色为主,夏日喜穿白袜、花鞋。他们最大的节日是春节,节日里都着盛装,逐户拜年,妇女们互赠礼物。

宗教信仰

达斡尔族信仰萨满教,是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之大成的原始宗教,供天神、山神、火神、河神、财畜神、祖神等。原来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萨满主持宗教活动。少数人信仰喇嘛教。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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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不畏人生有蹂躏,只要苦的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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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人口为1158989人。

民族概况

我国傣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其余散居云南省的新平、元江、金平等30余县。居住山间平原地区,属亚热带气候。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傣族人口数为1158989。使用傣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本族有拼音文字,各地不尽相同。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文字改革。

傣族自称“傣仂”、“傣雅”、“傣那”、“傣绷”等。汉晋时称之为“滇越”、“掸”、“擅”、“僚”或“鸠僚”。唐宋时称“金齿”、“黑齿”、“茫蛮”、“白衣”等。元朝时“白衣”又写作“百夷”、“白夷”、“伯夷”等。清以后称之为“摆夷”。解放后,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名为傣族。

傣族历史悠久,远在公元1世纪,汉文史籍就有关于傣族先民的记载,公元109年,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建置益州郡,傣族地区是益州郡的西南边疆。公元六十九年,增设永昌郡。傣族地区属永昌郡管辖。当时,傣族先民的首领曾多次派遣使者,带着音乐师和魔术家来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奉献乐章,表演新颖的技艺。博得了东汉王朝的赞赏与欢迎,被赐予金印、紫绶,其首领还被封为“汉大都尉”,从而和东汉王朝建立起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公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傣族地区先后隶属于以彝族、白族为主体建立的云南南诏蒙氏政权和大理段氏政权。元代,傣族地区隶属于云南行省。元代开始在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在云南西部傣族地区设置金齿宣抚司,管辖德宏等地傣族,在南部傣族地区设置彻(车)里军民总管府,管辖西双版纳等地。明代,又在元代的基础上加以巩固,在西部设麓川平缅宣慰司;在南部设车里军民宣尉司,并设较小土司区,全面推行土司制度。在广大傣族地区任用世袭的土司、土官,大大加强了元、明王朝对傣族地区的统治。清代,基本上沿袭元明旧制,但在社会经济较为先进的内地傣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委派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边疆傣族地区成立县和设治局,继续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加深了傣族人民的苦难。

社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从边疆到内地各傣族聚居区,所处历史条件不尽相同,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土地占有形态、阶级构成、剥削方式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各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傣族社会由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景东、新平、元江等地区,傣族和汉族交错杂居,吸收了汉族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生产力发展较快,较早地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傣族人民直接遭受到民族内外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西双版纳、德宏等边疆地区傣族社会的发展则相对的较为缓慢,特别是西双版纳地区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封建领主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傣族人民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1953年建立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自治州;1953年建立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1956年改为自治州。从1954年至1980年先后建立了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分别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建国40多年来,大力兴修水利,加快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名中外的“普洱茶”生产迅速发展,西双版纳种植橡胶树成功,增产显著。地方和乡村工业发展很快,先后建立了采矿、机械、电力、化学、陶瓷、皮革、造纸、制盐、食品加工、制茶、榨糖、制胶等厂矿企业。勐海茶厂、怒江坝糖厂、西双版纳的景德工厂、德宏的新华工厂、芒市机械厂都是全省有名的企业,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特别是电力工业发展很快,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乡已建成上百座小型发电站,。50年代前,傣族地区的交通非常闭塞,如今县县通汽车,绝大多数乡、村兴修了公路。从昆明到思茅、昆明到保山开辟了民用航空线。手工业、商业服务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普遍兴办了小学,不少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相继建立,许多学校以傣文教学。西双版纳和德宏自治州都办了傣文报纸,用傣语进行广播,并翻译出版了各类书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傣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疟疾、霍乱、伤寒、鼠疫等10多种烈性传染病流行,尤以疟疾为甚,广大傣族人民缺医少药,十分痛苦;现在医院、卫生防疫站、疟疾防治所以及妇幼保健机构迅速建立,乡有卫生院(所),许多村有医疗站,早已扑灭了鼠疫,控制了疟疾、霍乱、伤寒等传染病,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傣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手工业及副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傣族地区欣欣向荣,现在已成为比较富饶而又十分美丽的“孔雀之乡”了。

文化艺术

傣族有自己的历法,纪元始于公元638年;有推算日蚀、月蚀的书籍;有历史文献及内容丰富多彩的诗歌、传说、故事、寓言等文学作品。傣族有500部左右的长篇叙事诗,这在我国所有民族中是无与伦比的。现在保留的傣族传统长篇叙事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歌唱人类创世活动的如《布桑盖与瓦桑盖》、《坤撒》,颂扬祖先创业事迹的如《叭阿拉吾射金鹿》,反映历史事件的如《召网香召网朔》、《勐卯与景欠战争史》,揭露统治阶级贪婪残暴的如《娥并与桑洛》、《召树屯》、通过爱情主线揭示社会矛盾的如《朗鲸布》、《线秀》,还有解放后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彩虹》、《流沙河之歌》等。傣族人民能歌善舞。“赞哈”(民间歌手)的演唱是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活动,舞蹈中的孔雀舞伴以象脚鼓和硭锣,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名扬中外。雕刻和绘画精美典雅,庄严的寺塔和飞架于江河之上的竹桥,更显出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

风俗习惯

傣族的家庭和婚姻过去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其特点是等级内婚。土司之间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盛行一夫多妻。广大农民实行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小家庭,家庭成员为父母与未婚子女。青年男女婚前社交活动相当自由,可以自由恋爱。未婚青年在节日里或盛会场合“串布少”(找未婚女子谈情说爱)很盛行。流行召赘上门的习俗。通行土葬,贵族与贫民的葬地是严格分开的。和尚、佛爷死后,先行火葬,再用瓦罐盛骨灰埋于寺后。

傣族服装,男子着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冷天披毛毡,多用白布或青布包头。纹身的习俗很普遍,男孩到十一、二岁时,即请人在胸、背、腹、腰及四肢刺卜各种动物、花卉、几何纹图案或傣文等花纹以为装饰。妇女传统着窄袖短衣和筒裙。西双版纳傣族妇女,着白色或绯色内衣,腰身细小,下摆宽,下着各色筒裙。芒市等地妇女,婚前着浅色大襟短衫,长裤,束小围腰,婚后改着对襟短衫,黑色筒裙。内地傣族妇女服装与边疆大体相同,但有地区性特点,往往因此被其他民族呼为“花腰傣”、“大袖傣”等。

傣族的饮食以大米为主,德宏地区的吃粳米,西双版纳等地的爱吃糯米。喜饮酒和食酸辣,好吃鱼虾等水产。普遍有嚼槟榔的习惯。村寨大多建于平坝近水的地方,翠竹掩映,溪流环绕。干栏式建筑是傣族住房的特点,分上下两层。德宏多数地区傣族住平房,土墙茅顶,呈四合院。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傣族的宗教信仰,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过去边疆傣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同时保留着原始鬼神崇拜的残余。农村中佛寺很多,其组织系统与封建统治机构的组织系统密切配合。在西双版纳,过去未成年男子几乎都要过一段僧侣生活,识字念经,然后还俗回家,有的修身为僧。佛教对傣族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都具有明显影响。

傣族人民的节日多与宗教活动有关,主要有关门节、开门节、泼水节等。关门节约当夏历六月中旬,开门节约当九月中旬。从关门节这天到开门节的三个月内,为一年中宗教活动如礼佛、听佛爷讲经等最多的时期,老年人更为频繁。开门节后,才恢复节日前的正常生活。泼水节为傣历新年,约当夏历清明后10日,届时举行泼水、赛龙舟、放高升等活动,为每年最盛大节日。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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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昂族


人口为17935人。

民族经济

我国的德昂族主要分散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镇康、耿马、永德、保山、澜沧等县,分布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是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绝大多数的村寨都是和景颇、佤、汉等族分寨杂居。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德昂族人口数为17935。德昂族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分为“布雷”、“汝买”、“若进”3个方言。无文字。   

德昂族是古代永昌地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据说有20多个支系,如汝昂、列别、汝买、汝波等,各个支系都有自己的自称。汉晋时的濮人、隋唐时的茫蛮、扑子蛮、望苴子蛮是今德昂、佤、布朗等族的先民。他们先后臣服于汉、晋等王朝及唐宋时期之南诏、大理国。元以后,他们的先民又沦为傣族土司的属民。

社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德昂族属傣族封建土司统治,头人多世袭或由土司任免。头人称达岗(汉族称为总伙头),相当于乡长,管辖数村。每村设达吉岗一人(汉族称为伙头),并设达朴隆、达基格等头人,协助达吉岗处理村内一切事务,为土司摊派款项和贡物。属景颇族山官直接管辖的德昂族,还要向山官缴纳一定数量的保头税、官工、官谷等,同时,要向国民党政府缴纳苛捐杂税。

德昂族的家庭,在20世纪初,还保留着父系大家庭公社的特征:每个大家庭由三至四代有血缘关系的若干小家庭组成,共居一长房,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随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逐渐确立,个体经济的发展,外来商品货币的冲击,高利贷、雇工和实物地租的出现,促使大家庭日趋瓦解,而建立起个体小家庭。

古代德昂族的农业手工业曾有过辉煌的时代,大约在汉晋时期德昂族先民就在德宏坝区或半山区开垦了许多水田,种植水稻。传说德昂族人还用过象耕,有铁锄和铁犁,可见其犁耕种植稻谷的时间之早。后来德昂族被迫迁往山区后,又在山区开辟梯田种植水稻,并充分利用山区的特点,进行旱谷生产。德昂族的耕作技术普遍高于当地其他民族,尤其是水田耕作的精细在德宏地区是首屈一指的。水田一般都是两犁两耙,薅一二次草。水田和园地上都使用肥料,这在当时滇西南各民族中是最先进的。由于耕作技术先进,产量也较高。德昂族还善于种植经济作物,茶、棉种植技术都较高,尤以善于种茶和好饮浓茶而闻名,被誉为“古老的茶农”。

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党和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队到德昂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他们发展生产。1956年,根据德昂族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对德昂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坝区的德昂族,因过去直接隶属于傣族土司,其政治经济结构与傣族相同,因此和傣族一样,实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方针。德宏州半山区和畹町镇的德昂族,受傣族土司和景颇族山官的统治;同时这一地区荒地可以自由开垦,土地并不缺乏,因而改革和景颇族地区一样,实行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针。民主改革后,德昂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德昂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州、县各级人民政府中,都有德昂族的干部,各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有德昂族代表参加。德昂族地区的适龄儿童都有了上学的机会,州、县建立了医院,乡和大队设立了卫生所和医疗站,教师、医生、科技人员队伍在茁壮成长。

文化艺术

德昂族民间有着绚丽多彩的刺绣、建筑和雕刻艺术。建筑、雕刻艺术在德昂人的历史上有过光辉的时代,如今在一些地方仍留有许多德昂人精湛的建筑物遗迹,如陇川县城东的德昂女王宫殿、德昂城、德昂路、石拱桥等遗址,都是古建筑的代表。图案雕刻一方面是反映在古建筑上,如潞西佛寺中的挂枋、板壁上常见的浮雕;另一方面则普遍反映在日常用品上,在德昂人的腰箍、耳坠、银手镯、银烟盒、衣服等用品上大多绘有图案。图案多为对称的双手、双鸟、双虎、花草之类。

德昂人还有很高的制砖和制陶艺术。德昂女王宫殿、德昂城附近的砖瓦结构住宅所用的砖瓦都是德昂人自制的。德昂人的陶器有陶罐、陶花瓶、陶纺轮、土碗等。常见的上釉陶罐制作精细,有的呈鸭蛋绿和紫红色,有的为咖啡色,有的还绘有云纹或罐胫压制凸形图案花纹,外表光滑美观,表现出高超的制陶艺术。

德昂族还有丰富多彩的口头民间传说、故事、诗歌、谚语等,通过世代相传,保留下来。有揭露反动统治者罪恶的,如《兔子制土司》;有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如《芦笙哀歌》、《彩虹》等。傣族的若干民间传说和汉族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故事也在民间流传。乐器有象脚鼓、芒锣、葫芦笙、笛子、小三弦等。德昂族的舞蹈有象脚鼓舞、水鼓舞等。

风俗习惯

德昂族的服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表明了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及其对美的追求。德昂族妇女服饰的别致在于以“藤篾缠腰”为饰。传说古时候德昂女子是满天飞的,男子为了将女子拴住,便用藤篾做圈,套在女子腰上,久之而成俗。德昂族妇女成年后,在裙子的腰部佩戴上五六圈或十余圈,甚至二三十圈藤篾制的“腰箍”。腰箍宽窄粗细不一,多漆成红、黑、黄、绿等色,有的上边还雕刻着花纹图案,有的还包上银或铝皮。德昂族妇女的裙子多为彩色横纹长裙,上可遮胸,下及踝骨,并织有鲜艳的彩色横线线条,不同支系在色彩、条纹上有显著的区别。德昂族妇女的头饰很特殊,妇女不留头发,剃光头,绕包头,包头两端如发辫垂在背后。有的德昂妇女婚后留发,戴黑布包头。德昂族的装饰品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五色绒球。在缝制衣服时,要在下半部用红、黄、绿等色水绒球镶上一周长方形的空格,中间再绣上花。男女包头巾两端也都钉上一些绒球,耳坠、挂包皆以绒球装饰。更为独特的是青年小伙子在胸前挂一串五色绒球,姑娘则在衣领之外装饰绒球。男子头裹黑布或白布包头,带大耳坠,银项圈,多穿蓝黑色大襟上衣,裤短而宽大。现在青年发式与汉族相同,已不戴沉重的首饰。男子有纹身的习俗,一般在脚部、臂部或胸部,刺以虎、鹿、鸟、花草等动植物图案,作为装饰。德昂族大部分地区以大米为主食,辅以玉米、养子、豆类。个别地区以玉米、养子为主食。普遍喜欢饮浓茶,茶是待客必不可少的佳品。德昂族有嗜好草烟和嚼槟榔的习惯。竹楼是各地德昂族共同的住宅形式。在德宏等地是一家一院,主房楼上住人、煮食、贮藏粮食等,楼下关牲口,附房用作堆放柴草和安装舂米用的脚碓。镇康地区若干小家庭同住一幢房子,房内中间有宽敞的走道,两旁为各小家庭住宅,间壁而居,各有火塘,所以竹楼较大,有的占地近四百平方米。现在部分德昂族的住宅与附近汉族的平房一样,多家同住的大竹楼也已为各家各户的小竹楼所代替。 德昂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很少与外族联姻。男女婚前享有恋爱自由,姑娘选择对象有一定自主权,但最后要征得父母同意。结婚时,男家要给女方一定聘礼。若夫妻不睦,男方提出离婚,只要出几斤米、几元钱,请村寨头人祭神权后,即可通知女方回娘家。女方提出离婚,要赔偿男方聘礼。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已发生变化。德昂族行土葬,村寨有公共墓地。但久病或孕妇难产而死的则用火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过去,群众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多数村寨都有自己的佛寺和佛爷以及小和尚(入寺为僧的儿童)。佛爷都识傣文,诵傣文经书。他们的生活,除宗教节日群众布施外,平日由全寨人家轮流供食。各地德昂族信奉不同的教派,有的可以喂猪养鸡或杀牲,有的则严禁杀牲,甚至野兽严重危害庄稼也不许打猎;每逢宗教节日和忌日都不从事生产。德昂族除信佛外,也信原始宗教的鬼神。

德昂族的节日有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做摆、烧白柴等,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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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不畏人生有蹂躏,只要苦的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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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


人口为2960293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侗族分布在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天柱、锦屏、三穗、镇远、剑河、玉屏,湖南省的新晃、靖县、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龙胜、融水等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人口数为2960293。使用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部两个方言。原无文字,沿用汉文,1958年设立了拉丁字母形式的侗文方案。      

秦、汉时期,在今广东、广西一带聚居着许多部落,统称之为“骆越”(“百越”的一支)。魏晋以后,这些部落又被泛称为“僚”。明代邝露所著的《赤雅》中说,侗族也是属于“僚”的一部分。现在侗族的分布和属于“百越”系统的壮、水、毛南等民族的住地相邻,语言同属壮侗语族,风俗习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侗族可能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侗族经过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于唐代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有的人认为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从唐至清,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羁縻州、土司制度,社会处在早期封建社会。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清朝对侗族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土地日益集中,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但是,侗族社会内部某些氏族组织残余,例如以地域为纽带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合款”,仍普遍存在。每个氏族或村寨,皆由“长老”或“乡老”主持事务,用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合款”分大小。“小款”由若干毗邻村寨组成;“大款”由若干“小款”联合。“小款首”由寨内公推,“大款首”由“小款首”商定。共同议定的“款约”必须遵守,款民大会是最高权力组织,凡成年男子均须参加,共议款内事宜。这种组织一直保存到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

社会经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侗族地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帝国主义、清朝官吏、封建地主以及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下,侗族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一直到解放前的侗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仍占主要地位。有的地方地主每人平均占有土地为贫下中农的20倍以上,地主阶级通过地租向农民进行剥削。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也极其严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侗族地区实行了反动的保甲制度,利用一些封建上层人物充当伪乡、保长,为虎作伥,并以“连保连坐”的方式对劳动人民进行法西斯统治,使侗族人民陷于无限痛苦的深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8月19日,广西龙胜县侗族人民和壮、瑶、苗等兄弟民族建立了龙胜各族自治县。1952年12月3日建立了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1954年5月7日建立了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1956年7日23日建立了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同年12月5日建立了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1984年11月7日建立了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实现了侗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这些自治地方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完成了民主改革。1954年,三江侗族自治县采用民主协商改革的方式,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这些自治地方又分别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使侗族地区发生了变化。这些地方纷纷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林、牧、副、渔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地方工业有了很大发展,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立机械、化肥、水泥、造纸等中小型地方工业。三江侗族自治县大部分村寨用上了电。水电事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前,黔东南仅有不到500公里的公路;现在,湘黔铁路横贯黔东南,并且县县有了公路,乡乡通了汽车。解放前,每县仅有中学l所,小学最多不过3所;现在,中学已普及到区,小学已普及到在队,已有大批青年进入中等学校以至大学深造。各级各类学校已培养造就出大批侗族出身的国家干部、教员、技术员、工程师,专家和学者。有的侗寨,还自己动手,办起了业余夜中学。过去,侗族人民生病求巫信鬼,而今已延医治疗。天花、疟疾、霍乱、痢疾等恶性传染病已基本消失,有效地保证了人民的健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不少人家有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

文化艺术

侗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有“诗的家乡,歌的海洋”之美誉。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其中抒情诗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诗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民间文学的一项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诗歌歌词多以人类起源、民族迁徙和习惯法为题材,具有史料价值。以《珠郎娘嫫》、《莽岁》、《三郎五妹》等流传最广。音乐曲调既多又美。一领众和、多声合唱的“大歌”声音宏亮,气势磅礴,节奏自由。琵琶歌,因以琵琶或加“格以琴”(侗语称ki212,俗称牛罢腿)伴奏而得名,曲调欢快流畅,为侗族所特有。民间的故事传说,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表现手法富于浪漫性,体现了侗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追求光明、战胜邪恶的善良愿望。侗戏是由原有的叙事说唱发展起来的,始于19世纪初,相传是黎平侗族吴文彩(约1798~1845)所创。台步简单,动作纯朴,曲调唱腔多样。演唱时,用胡琴、“格以琴”伴奏,击锣钹鼓闹场,着侗装,不画脸谱,富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侗族民间舞蹈,有“哆耶”、芦笙舞和舞龙、舞狮等。“哆耶”是群众性的集体歌舞,或男或女,彼此互相牵手搭肩,围成圆圈,边走边唱。芦笙舞是由舞者吹奏芦笙边吹边舞的集体舞蹈。乐器除上述者外,还有侗笛、唢呐等。手工艺品有挑花、刺绣、彩绘、雕刻、剪纸、刻纸、藤编、竹编。刺绣是侗族妇女擅长的工艺,她们有服饰上刺绣各种图案花纹、人物、禽兽、花卉、草虫,形象生动,色彩绚丽而调和。银饰有颈圈、项链、手镯、耳环、戒指、银簪、银花。纺织品有侗锦、侗帕、侗布。先用靛染,后涂蛋白的“蛋布”,颜色鲜亮,为侗族固有衣料。

侗族擅长石木建筑,鼓楼、桥梁是其建筑艺术的结晶。鼓楼为木质结构,以榫头穿合,不用铁钉。有三、五层以至十五层,呈4面或6面8面倒水,高4~5丈,飞阁重檐,形如宝塔,巍峨壮观,是族姓或村寨标志,也是公众集会的议事场所。风雨桥是石墩木桥,长廊桥道,桥亭重瓴联阁,雄伟壮丽,以三江县的程阳桥最负盛名,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

风俗习惯

侗族人民大都穿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喜青、紫、白、蓝色。男子装束,近城镇者与汉族无异,唯边远山区略有差别,穿右衽无领短衣,着管裤,围大头帕。有的头留顶发。妇女装束各地互有差别,有着管裤、衣镶托肩、钉银珠大扣、结辫盘头者;有衣长齐膝、襟边袖口裤脚有滚边或花边、挽盘发者;有着大襟衣、大裤管、柬腰带、包头帕、挽头髻者;有着对襟衣、衬胸布、围褶裙、系围腰、着脚套或裹绑腿、髻插银椎者;有宽袖大襟、衣滚绣有龙凤花卉、长裙过膝,梳盘发者;也有着汉装者。一般都喜欢戴银饰。

侗族人民的饮食以大米为主要食物,平坝地区以粳米为主,山区则多食糯米。普遍喜食辣椒和酸味。自行加工的“醅鱼”、“醅肉”,贮藏十数年不坏。用油茶待客,是侗族人民的一种好客习惯。侗族的村落依山傍水,以南部地区最富有特色。村头寨尾多蓄有古树,溪流上横跨“风雨桥”,寨中鱼塘四布。按族姓聚居,鼓楼耸立其间。住“干栏”房,楼上住人,楼下关养牲畜和堆置杂物。

“月也”,是这一村群众到另一村作客,并以吹芦笙或唱歌、唱戏为乐的社交活动。农闲斗牛,是集体娱乐之一。届时老少咸集,人山人海,欢声四起,锣鼓喧天,铁炮震动山谷。有外寨客人途经本寨,则阻之于寨边,以歌对答,谓之“塞寨门”。“行歌坐月”又称“行歌坐夜”,是青年男女进行社交和谈情说爱的通称。北部侗族地区称为“玩山”,青年男女在劳动之余,三五成群,相约在山坡上对唱情歌。南部侗族地区称“走寨”,或称“走姑娘”,晚上姑娘们结伴在屋里作针线活,客寨男青年携带乐器前来伴奏对唱,互相倾诉爱情,深情时男女互相“换记”(送礼物)定情,约为夫妻。三江县富禄等地侗族群众常于夏历3月3日或2月2日汇集于广坪上,用一特制火包冲一铁环腾空而起,降落时,让大家抢夺,获得者受重奖,叫做“抢花炮”。

侗族婚姻为一夫一妻制。姑舅表婚较为流行,姨表兄妹和辈分不同的不能通婚。女子婚后有“坐家”(即“不落夫家”)的习俗。解放前,侗族的社会基本单位是封建家长制的父系小家庭。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低于男子,妇女禁触铜鼓;男人或长辈在楼下,不准上楼。侗族姑娘在婚后才能享受父母和自己积累的“私房”以及分得少量的“姑娘田”、“姑娘地”。男子继承家业,无继承人的可招赘养子。

丧葬一般同汉族,行土葬。个别地区还有停葬习俗,人死入殡后将棺材停放在郊外,等本族与死者同年同辈的都死亡以后,才一同择日安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物,古树、巨石、水井、桥梁均属崇拜对象。以女姓神“萨岁”(意为创立村寨的始祖母)为至高无上之神,每个村寨都建立“萨岁庙”。以鸡卜、草卜、卵卜、螺卜、米卜、卦卜测定吉凶。

侗族的节日以春节、祭牛神(农历四月初八或六月初六)、吃新节(农历七月间)较为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在十月或十一月过侗年。由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侗族还有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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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族


人口为7426人。

民族概况

独龙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傈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河两岸,也有少数散居在贡山县北部的怒江两岸。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独龙族人口数为7426。使用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贡山怒语基本相通。无本民族文字。

独龙族的名称,最初见于《大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被称为“撬”,明清时期称为“俅”或“曲”,也有称“俅人”、“俅子”的。史籍记载,唐宋时期属南诏、大理管辖,元明清时属丽江木氏土司统治,清中叶划归丽江纳西族康普、叶枝两土千总分管,后归叶枝土千总统辖。1909年委任专职“俅管”管辖独龙河地区。1918年在今贡山县设置菖蒲桶行政公署,1933年改为贡山设治局,进而在贡山地区推行保甲制度。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前,独龙族社会虽无自己的冶铁业,但因长期以来同周围藏、纳西、白和汉族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输入了铁刀和铁斧,出现了刀耕火种农业,并将原始的木锄包上铁皮,改造成为小铁锄,用来挖掘耕地。20世纪40年代末,个别家庭还从怒江换进少量大型板锄,使刀耕火种农业开始向锄耕过渡。然而独龙族在农业生产的许多过程中还使用原始的木、竹质工具,用来松土、锄草,且效率低下。因刀耕火种农业的耕作技术十分粗放,产量极低,一般年产量不够全年所需,所以采集和渔猎在独龙族社会中仍占很大比重。独龙族的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明显分离出来,往往同农业生产、采集和狩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要有藤、竹编织以及纺织麻布,纺织麻布工具简单,技术落后,从剥麻、搓线、洗染、织布全是手工操作,工效很低。在独龙族社会里,尚保存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产品交换形式,一般与访亲问友结合在一起,访问者带去自己地区的土特产,然后带回被访地区的土特产。在长期进行交换过程,产生了计算交换产品价值形态的方法,出现了双方用木核记帐的形式。

与独龙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社会组织方面还存在父系氏族“尼勒”。由每个“尼勒”的近亲成员组成的家庭公社,大部分都分散在一片相邻近的地区内,自然地形成血缘村落。他们自称这种血缘村落为“克恩”。在独龙族社会内部有三种土地占有形式:一种是氏族或家族公共占有,集体垦种的土地;二是几户共同占有的土地;三是个体家庭占有的私有土地。土地占有形态以公共占有为主,因而在耕作形式上原始共耕比较突出。共耕有3种:一是土地的公社公有共耕制,是以家庭公社为单位;二是伙有共耕制,是由家庭公社的几户成员共同占有一块耕地;三是私有伙耕制,即土地是私有的,由私有土地的主人确定伙耕的时间,届时大家前来帮助伙干。

独龙族对待可食的野生植物(包括岩蜂)同对待耕地一样,看作是“克恩”的公有的天然食粮,“克恩”成员有采集权。一种是“克恩”共同占有的形态,共同占有的采集物则实行集体采集,采集物实行平均分配。但已产生由火塘或个体家庭单独占有的采集对象。收获后和春耕前是独龙族进行狩猎的季节。“克恩”中的公共猎场是主要的狩猎场所,各个“克恩”的猎场界限比较严格,禁止其他“克恩”的成员入内狩猎。 。

至1949年7月解放时,独龙族家庭公社内部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铁刀和铁器归每个灶塘直接占有,各个火塘独自饲养猪、鸡以及通过交换所得的黄牛等。每个火塘开始独自占有“隋移”(最早的个体耕地),各个火塘在自己占有的“隋移”里种植玉米和芋头,生产补充性的食粮。随着与外部交换的日益发展,特别是在交换中所获得的黄牛,已经成为家庭公社里每个火塘积蓄财富的手段。借牛者要用自己的女儿作抵押品。随着同外部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用从异部落劫夺来的奴隶交换黄牛的现象。在林地,由于一些家庭长期占有土地并由其子孙继承,产生了早期的土地租借和抵押关系。一些成员一时无地,为解决当年所需的耕地,常以铁刀、鸡等物作为报酬向耕地多的成员租地。一些贫困的成员,为了获得生产工具和粮食,便以自己所占有的耕地去换取所需求的东西,从而产生了土地抵押,并开始廉价出卖土地。此外,粮食多的火塘或家庭为了多耕种土地,以粮食去雇工为自己劳动,因而产生了雇佣。

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人民获得了新生。1956年10月1日,成立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实现了独龙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独龙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状态,针对独龙族的社会历史特点,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在独龙河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而采取在国家和先进民族帮助下,通过大力发展生产,组织互助合作,逐步地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新修了水利工程,开垦了水田,革新了耕作技术,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药材、皮张等生产迅速增加,开始饲养牛、羊、猪等家畜。建立了水电站,山村人家点了电灯。修筑了公路,架起了吊桥,改善了交通。独龙族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建国前独龙族没有学校,长期用结绳、刻木记事,现在85%以上的适龄儿童入了学,并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从乡到村都有卫生所或卫生员,人民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文化艺术

独龙族是个喜歌乐舞的民族,无论是生产、收获、狩猎、建房、求婚、节庆,都喜欢通过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述内心的喜怒哀乐。跳舞时伴奏的乐器有口弦、硭锣、笛子、皮鼓等。口弦一般由妇女来弹,边唱边跳,还要喝酒。每个成年男女都善于触景生情,即兴编歌或就地起舞。跳舞时,有的是男一排女一排,相对而舞,有的是围着圈子舞。跳舞者或挥刀持弓,或攀肩拉手,一个个情绪激昂,舞姿健美,表现出独龙人粗犷、勇敢的气质和风貌。

风俗习惯

独龙人过去的衣着男女均穿麻布衣,穿时由左肩腋下抄向前胸,露右背,用草绳或竹针拴结,披落自如。大多是白天为衣,夜间做被。男人下着短裤,平时喜佩砍刀和箭包。男女都喜好蓄发,发式前齐眉,后齐肩,左右盖耳,男女没有区别。妇女头戴耳环,颈戴珠子,腰系染色的细藤圈,出门腰挂小篾箩,下身多系花色麻布围裙,小腿上有麻布带绑腿。女子有纹面的习俗。独龙族的主食为大米、小麦、养子,过去由于缺粮,猎取野兽也是食物来源之一。独龙族喜饮水酒、喝茶和抽旱烟。吃肉习惯以烤食。独龙族住房多为木房或竹房,竹房与木房结构形状相同,只是用料以木或以竹为主。房间内设有两个以上火塘,火塘有设在房内两边对称排列的,也有设在房内四角的。家长的火塘设于上方,一个火塘相当于一个小家庭,已婚子女只是围着自己的火塘而宿,不分家。若几个子女结婚,住房不够,则在紧挨父房处加盖新房。

独龙族的家庭虽已逐步确立一夫一妻制,但过去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群婚和对偶婚残余,有一夫多妻现象,是妻姊妹婚及转房制的结果。独龙族青年男女在婚前可以自由交友,但婚姻的缔结完全由父母包办,小时订婚的多,要一定彩礼,到年龄即可成亲。结婚后每生一个孩子,女婿要送岳父一条牛或一件东西。妻子在年轻时死了,岳父要退回一部分彩礼给女婿,帮助他再娶。

独龙族的丧葬绝大多数实行土葬,少数患恶病死亡者实行火葬或水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独龙族过去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信鬼。认为风、雨、电、雷、高山、大水、巨石、怪树皆有鬼。鬼会降祸于人,因此人们为了祈福免灾,便不惜花费大量牲畜粮食来祭鬼。独龙族祭鬼由巫师进行,巫师有两种,